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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

   

【专访】德泰堂百年巨变①

 

【专访】德泰堂百年巨变②

 

 

 

百年德泰堂

 

现代中国,有15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只有5家,而具有百年历史的企业不到500家。

德泰堂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沉淀的大型集团企业。

1918年,浙江绍兴名门望族“义门刘家”第31代孙刘嗣昌,在故乡上虞首创“德泰商行”。1933年,正式定名为德泰堂。经历了创建、辉煌、低迷、重建、再辉煌的艰苦岁月,“义门刘家”三代传人铸就了各自的传奇人生。

 

1918德泰堂兴起

民国之初,在世界列强的压迫下,中国国门洞开,各种新思想、新思维开始影响到这个古老的国度,传统的观念收到了强烈的冲击。

浙江上虞,有这样一户刘姓人家,曾被五朝皇帝赐匾“义门刘家”,享尽尊荣。刘家祖上世代读书为官,出过状元,官至二品,举人、秀才更是家族为继,可谓官宦之家、书之第。清代之前,刘家极为信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从来没有经过商。

刘家31代孙刘嗣昌,从小就与众不同,喜欢标新立异。当时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人们流离失所,刘嗣昌感到学文弄墨救不了国,种田务农救不了民,经商倒可能是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他立志学习经商,创办商业,走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

16岁时,刘嗣昌离家到上虞一家百货店当学徒。开始,刘家长辈们一致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使他们难以接受家族子弟经商。由于刘嗣昌的坚持和时局的变化,老人们也只好默认。刘嗣昌当学徒三年,吃了不少苦,不仅学到了经商的本事,还迎娶了上虞经商大户王氏玉器的大小姐玉美人。但王家看不起他学徒身份的事,使他更加坚定了创业的决心,一定要搞出名堂给大家看看。

1918年,刘嗣昌离开学徒时的杂货铺,开始自立,在家族支持下,创立德泰商行,先在上虞县城中心开店经营南货北货,开始生意较为清淡,后来,刘嗣昌发现城外的农民经常进城购物,但却只是在城门附近买东西。刘嗣昌带着伙计城里城外一番打探,才知道城外人城办事,图方便,往往在城门附近购物,减少负重之苦。这个发现,让刘嗣昌想出了一个城门战略于是,德泰商行在城西和城东门附近各开了一家店,主要经营布匹、盐、农具、小百货等农民需要的商品,而且在价格上尽可能给农民优惠。由于战略得当,经营对路,这两个店的生意蒸蒸日上,进城的农民都知道有个德泰商行,物美价廉,都愿意在这里购物。

德泰商行创建后,刘嗣昌把“义门刘家”的祖训“忠孝仁义”作为商行的指导和灵魂。以德为先,泰惠及民。由于德泰商行物美价廉,童叟无欺,态度热情,真心待客,在上虞有了很好的名气,生意越做越好短短两年中,德泰商行就发展起来百年德泰堂由此起步。

1920年前后,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战火四起,民不聊生。上虞民众同样遭受战火之乱,市场凋敝。刘嗣昌了解到,农村不少青壮年被抓去当兵,很多家庭只剩下老少病弱者,没法进城购物,一些黑心商贩乘机到乡下,高价售物,骗取农民的钱财。刘嗣昌十分气愤,“义门刘家”以德为先,以民众为先,看到家乡父老遭受如此磨难,德泰商行决不能置身事外。刘嗣昌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建立流动商行,把农民需要的商品送下乡去。

德泰商行购买了骡马和大车,车上架起了商品广告,大篷车,分东西南北四路把百货送到乡下廉价销售。几十辆大车每天奔波在上虞的广大农村,大大方便了农民让德泰商行的生意越做越大,德泰商行注重品德,体恤民众的名声开始深入人心。

 

进军上海

 二十世纪初,中国正进入新旧交替时代。清庭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立。但贫弱的民国政府无力控制局面,连年军阀混战。随着中国国门被打开,西方的文化、资本商业不断流入,客观上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定势。这时上海等地成为通商口岸,民族工商业开始发展。在上海,宁波帮、小绍兴在工商业中占了很大的地位。与上海隔水相望的上虞也感受了商业文明的辐射。宁波帮、小绍兴在上海的兴起,让刘嗣昌产生了冲动,产生了要到上海这个大世界去博一下的想法。

 1933年,经过一番考察,刘嗣昌看中了上海当时最繁华的四马路地段,他认定在这里一定能够施展天地,实现德泰商行在上海大发展的梦想。当时在四马路上购买一间铺面要2万大洋,刘嗣昌看中了三间铺面,一共需要6万大洋,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刘嗣昌变卖了土地和资产,东借西凑,终于凑齐了6万大洋。在上海四马路上购买了他所看中的3间铺面。1933年8月,德泰堂终于在大上海的四马路上落地开张。从此,德泰堂的中心从上虞移师到上海。

1933年12月,刘嗣昌经过反复思考,把“德泰商行”正式定名为“德泰堂”,保持原来重德泰民的寓意。同时,根据大上海的商业情况和德泰堂的发展,从经营百货转行经营古玩字画和珠宝玉器。刘嗣昌还和家人商量,继承“义门刘家”几百年积德行善,为国为民尽力的传统,提出了“上德下德世代积德,天泰地泰三阳开泰”的德泰堂堂训,并写成匾,悬挂在德泰堂的大门口。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德泰堂正式在大上海登场了。

德泰堂所在的四马路是文化一条街,在这条街上有全国闻名的书局、出版社、文化用品商店、照相馆、电影院等一大批文化商号,影响很大,形成了在上海乃至全国闻名的文化商业中心国内外许多商人和消费者都趋风而至。

德泰堂过去主要经营南北货,现在身处全国文化市场中心,面对的都是文化市场的消费者,这对德泰堂来说是个机会,也是挑战。刘嗣昌决定调整经营战略,顺势转型,由经营百货转向经营文化产品。

这是德泰堂第一次在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当时德泰堂转型有劣势也有优势,劣势是德泰堂创立15年中,从未涉及过文化产业,明显缺乏经验。优势在于刘家世代书香门第,文化底蕴深厚,无论是古玩字画,还是文化古籍都有很好的理解和收藏。刘夫人王玉姑一家长期经营珠宝玉器有丰富的经营资源。

德泰堂转行后,扬长避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专门经营古玩字画和珠宝玉器。当时在上海四马路上这样的专营店还为数不多这也成为了德泰堂的优势。德泰堂一方面派人四处收集各类文物和玉器,一方面在上海率先提出了以诚为本,有假包赔的经营方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德泰堂在上海打开了局面,生意越来越好,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就成为上海市同类经营店中的姣姣者。一段时间,到德泰堂购买珠宝玉器和古玩书画成为大上海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

德泰堂在大上海经营五年,从一个经营百货的小商号成为经营文化的大公司,从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小店成为在全国文化市场举足轻重的文化产业巨子。

刘家32代孙刘绍恩是刘嗣昌第二个儿子,在刘嗣昌创建德泰堂三年后的1921年出生。这时正值中国新旧交替时期。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东方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撞击,使当时中国成为一个各种思想,各种文化并存的时代。同父亲一样,刘绍恩出生在动荡年代,从小就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有传统的观念,有西方的价值,使刘绍恩成为了一个既有传统思想,又追求时尚的多种性格的人。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寇开始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打响。上海市民日夜受到日军轰炸,死惨重,人心惶惶。有的逃亡内地,有的逃往租界。德泰堂所在的四马路也遭到轰炸,生意被迫停止。刘嗣昌牢记“义门刘家”家训,国难之时绝不置身事外,他把德泰堂的三间铺面卖了六万大洋,用其中四万大洋购买了大批日用品和食品,冒着炮火,带着伙计们,用汽车将物资送往正在抗战第一线与日军作战的国军官兵,连续送了半个月,不仅为抗日官兵提供了物资帮助,在精神上也极大地鼓励和支援了抗日将士。

当时,国民政府官员已经把德泰堂列入上海比较有影响的工商业,请刘嗣昌把德泰堂搬到武汉或重庆方向去继续经营,刘嗣昌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乡。上海沦陷后,日本人为争取民心,要求上海工商业开工开业,也派人多次找到刘嗣昌,要求德泰堂再次开业,刘嗣昌说,我们德泰堂宁愿不赚钱,也绝不给日本人服务

 

德泰堂返乡

1938年,德泰堂同失陷的上海一样漂浮不定。变卖了铺面和资产后,刘嗣昌面临几种选择:日本人要求他重新开业;国民政府要求他迁往大后方重庆。刘嗣昌思前想后,最后决心离开上海,返回故里。

1938年8月,刘嗣昌将变卖资产的六万大洋中除捐给抗日将士外所剩下的两万大洋装入4个皮箱,赶到上海码头,准备返回上虞。随身的伙计前去购买船票,刘嗣昌守在装着银元的黄包车前。这时附近一位老人和孩子忽然摔倒了,刘嗣昌立即上前将老人和孩子扶起,并交代了一番,看着老人和孩子离开。待刘嗣昌回到黄包车前才发现,装满银元的皮箱已经不见了。刘嗣昌顿时醒悟,上当了,他后悔未及,多年拼搏的积蓄丢失殆尽,一口鲜血喷口而出,刘嗣昌昏倒了,伙计赶紧把刘嗣昌送进了医院。

几天后,在上海硝烟和夜幕交织的天空下,黄浦江上一条木船逆流而上。一代德泰堂堂主刘嗣昌一腔仇怒,两手空空,满身疾病,踏上了回乡之路。

回到上虞尽管两手空空,一身病痛,但刘嗣昌重建德泰堂的决心仍然没有变。拖着体,同大哥刘嗣耕一起,在上虞城里和附近农村调查了解情况。日本人占领下的上虞地区,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民众生活极为艰苦,正常的商业活动也被打乱,许多民众连基本的日用品都难以买到

看到铁蹄下挣扎生存的同胞,刘嗣昌坚定了重建德泰堂的决心,决定恢复德泰堂南货北货的供应,解民众的燃眉之急。刘家很快在上虞重新挂起了德泰堂的招牌,经营日常百货和盐、食物等。上虞民众又能在德泰堂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了,大家奔走相告:德泰商行又回来了。

德泰堂城东分店由刘嗣昌的大哥刘嗣耕主持。刘嗣耕讲义气,重情义,当地民众都很信服他。日寇占领上虞后实施其以华制华的战略,在当地物色一些名流人士出任维持会长,实际上就是搜罗汉奸。看到刘嗣耕望很高,鬼子驻上虞最高长官三番五次亲自到德泰堂分店,请刘嗣耕担任上虞的维持会会长,被刘嗣耕拒绝,他义正辞:“我们义门刘家讲的是中国人的道义,绝不可能给侵略者当走狗”。鬼子恼羞成怒,把刘嗣耕抓进宪兵队严刑拷打,逼他顺从,可刘嗣耕宁死不屈。上虞不少商家和民众到宪兵队门口要求释放刘嗣耕,鬼子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刘嗣耕被鬼子放出后,身体大不如以前。但他宁死不当维持会长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民众都说刘家人有骨气,德泰堂的人有骨气。

 

1939,刘绍恩接手德泰堂

 德泰堂回归上虞重新开业不久,刘嗣昌病情加重,把德泰堂交给哥哥刘嗣耕和儿子刘绍恩打理。经过三个月的治疗,身心交瘁的刘嗣昌病情却越发加重。1939年1月的一天,刘嗣昌把夫人刘玉姑和儿子刘绍恩叫到床前,嘱咐说:我们义门刘家过去当官种地,从来没有经过商,我是刘家第一代商人。我虽然弃农经商,但是没有对不起列祖列宗,德泰堂也没有办错。今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们也要把德泰堂撑下去;不管有多大压力和诱惑,都不能干对不起祖宗和国家的事;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都要保持刘家讲德义、讲文化、讲爱心的传统。刘绍恩跪在父亲面前,发誓要竭尽全力把德泰堂办好,办下去。

 德泰堂创始人刘嗣昌41岁英年早逝,年仅17岁的刘绍恩接任为第二代德泰堂堂主。

当其时,正值国难当头,刘家也饱受日寇的欺凌。1941年,刘绍恩的妻子董国娥,带着刚满周的大女儿刘雪珍到乡下走亲戚。路上正遇到日本鬼子扫荡。她们被一伙鬼子发现,鬼子大叫“花姑娘、花姑娘”,追赶上来,董国娥抱着女儿拼命逃跑,一边跑一边把草木灰往脸上涂。跑到一个村庄,逃进一户农户,家里没有人,董国娥赶紧钻到床下,抱住女儿,连声说,千万别出声,千万别出声。鬼子追到屋里,到处寻找,用刺刀往床下乱刺,董国娥的衣服被刺破,吓的直瞪眼睛,生怕女儿哭叫,可刚满周的女儿好像很懂事的样子,瞪大了眼睛,一声不吭。一直等到鬼子走了,才”的一声大哭。董国娥感到真是不幸中的大幸,逃脱了鬼子的魔爪,她带着女儿赶快回家。这以后,刘家的媳妇姑娘再也不敢轻易出门。

刘绍恩虽然在德泰堂长大,在接手德泰堂之前,却从来没涉及过商业,没有任何经商经验。父亲过世,让17岁的刘绍恩从一个中学生直接担任第二代德泰堂堂主,主持德泰堂大业。这号称时尚少年的刘绍恩来说,无论从精神上和经验上都没有准备。面对这种局面,他感到了生活的艰辛和巨大的压力。一夜之间,他仿佛成熟了。

在母亲王玉姑和大伯刘嗣耕的帮助下,他开始进入角色,学习业务,熟悉商家,掌握生意,拓展事业。要重振德泰堂,可谓困难重重,刘绍恩与母亲和大伯商量,决定继承父亲的经营方略,利用上虞城门的两个铺面,一切重头做起,重振德泰堂。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东西城门边的两个铺面立了起来,生意越来越好。满载生活必需品的“大篷车”队也开始恢复。德泰堂的物资和德泰民安的观念又重新撒落在上虞的山乡村镇,德泰堂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经过10年的勤辛经营,到1949年,德泰堂已经成为有十多个经营点的上虞第一百货商家。

从1938年德泰堂上海撤回上虞,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11年,德泰堂经历了日本占领和国民党统治两个时期,德泰堂受到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压迫。1949年国民党撤离之前,一把大火烧红了上虞城,德泰堂城东铺面也被大火毁于一旦

 

1950:公私合营德泰堂

上虞解放后,德泰堂继续经营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上虞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热情支持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年轻人纷纷报名参军,工人农民加快生产,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德泰堂带头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几个月中,德泰堂和“义门刘家”的其他人先后捐赠了5亿人民币(旧币),当时一架战斗机价值15亿元,德泰堂捐款相当于一架战斗机价格的三分之一。刘家这次捐赠得人民政府的肯定和民众的高度赞扬。

1952年,第二代德泰堂堂主刘绍恩到上虞县工商联工作,这是新政府对民族商业企业德泰堂的肯定。德泰堂和刘绍恩在当时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表之一。刘绍恩去工商联工作后,德泰堂由刘嗣耕打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德泰堂进行了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国营百货公司

由于刘家的积极配合,德泰堂公私合营改造十分顺利,成为绍兴地区公私合营的典型,各级领导经常在各种场合表扬德泰堂识大体顾大局的做法。

从1955年起,直到1987年33年中,以德泰堂公私合营转变的百货公司始终为当地群众所欢迎,为上虞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方便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974刘煊苗步入社会

1974年2月,刘家33代孙,刘绍恩的三儿子刘煊苗从春晖中学高中毕业。按照当时“文革”期间的政策,具有城镇户口的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子女家庭可留城一人。刘煊苗是刘家最小的儿子,哥哥姐姐工作的工作,下乡的下乡因此,刘煊苗留在了城里。

考上了县剧团,可是家里不同意他去剧团上班,刘煊苗只好待在家里,等待安排工作。“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单位招工都要有国家统一的招工指标,因为招工指标太少,参加工作的是很少一部分人。刘煊苗这种情况,要在两三年内安排工作,是比较困难的。

刘煊苗从小就养成了胆子大、不安于现状的性格,他约了几个同学,在上虞周边各地打零工。他当过木工泥工搬运工等,在浙江许多地方都干过,最后转到杭州,在浙江省属企业杭州机械厂当钢筋工,后来又在浙江省第一建筑工程处工地工作。在这里,刘煊苗一干就是三年,这是他踏入社会的第一步,见了不少世面,收获颇多。

第一建筑工程处是浙江省重点施工队伍,承接着杭州饭店、国家5712工程、毛泽东休假地等十分重要的施工任务。刘煊苗在十几个重点工地都干过,各种工种也都干过。当时高中生也算是知识分子,加上他又爱动脑筋,领导们很喜欢他,从组织施工到具体操作,都让他参与。到了后期,刘煊苗一个临时工居然成了小设计师、小组织者,小工头。

在三年多的打工生活中,刘煊苗认识了不少人,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不少人成为他以后发展事业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如在第一建筑工程处打工时交的工友许国强,两个人成了几十年的好朋友,后来许国强成了德泰堂的财务总监。

三年的打工生活,刘煊苗受到了人生磨练,不仅培养了各种知识和技能,而且他智力和勇气也得到锤炼,从这个角度上讲,刘煊苗是在杭州三年挖到了他人生事业上的第一桶金。

 

油脂厂:从工人到厂长

1976年11月,按照国家招工计划,上虞县考核录取,刘煊苗终于成为上虞油脂化工厂的一名正式工人,学徒三年。学徒期虽然每月工资只有18元钱,但在计划经济时期,这意味着捧上了铁饭碗,今后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有了保障。

刘煊苗进厂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改革开放尚未开始,工厂仍是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油脂化工厂属于国家粮食系统,主要生产食用油和相关产品,如肥皂、洗衣粉等,这在当时属于配供商品,十分紧俏。因此,很多人都想进这里工作。在亲朋好友眼里,刘煊苗进这样的厂工作,真是个幸运儿。当时刘煊苗也是这样认为,他很珍惜这样的机遇,学习工作都十分有劲。

刚进厂时,他在榨油车间当学徒,跟师傅学习榨油机的使用和维护。刘煊苗天分极高,加上有文化基础和三年在外打工的经验,技术掌握的很快,不到三个月,他就开始独立操作机器和维护机器,还针对这种老式大型机器提出了一些技术改革意见,令师傅们刮目相看,都说,小刘这小伙子不仅肯干,而且对工作有一种天生的灵气,一点即通,太聪明了,将来一定是当厂长的料。不到半年,就被评为工厂先进生产者,这在同期进厂的学徒工中是唯一的一个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开始恢复经济建设。1978年12月,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刘煊苗所在的上虞油脂化工厂也同全国一样,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计划经济时期,厂里的原料和产品都是国家计划,统购统销,不愁原料的来源和销售市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计划经济的各方面开始受到冲击。油脂化工厂的领导敏锐地认识到,在新的时期,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将会出现变化,将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防患未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自行销售产品。厂里决定加强销售队伍建设,选拨一些优秀工人充实销售队伍。

刘煊苗作为优秀工人,被选调到销售科工作。开始,刘煊苗负责上虞周边各县区的主要原料油菜籽的收购。刘煊苗跑粮站,下农村,熟悉情况,调查研究,向厂里提出了原料收购工作的“直接收购,提前预定”方案。

油脂厂是国家粮食机构的一个加工厂,过去原料由各区县基层粮站统一收购,统一送到厂里。中间环节多费用高,质量无法保障。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发生变化,加工厂可直接从生产队或农民手里收购,价格便宜五分之二,而且原料质量明显提高。提前预定是指提前一年向农民预定原料,并预付一部分原料货款。这样可以防止恶性竞争,保证原料的正常供应。

刘煊苗当时这个方案可谓十分超前,在浙江地区当时还没有先例。方案提交厂里后,厂领导十分慎重,多次研究,最后三八式的老厂长一锤定音:我们要相信刘煊苗的智慧和勇气,坚决支持他,可以试一试。厂里批准了刘煊苗的方案,并指定他具体负责试行。刘煊苗组织人员落实,他带人到处设点、收购、运输,当年就超额完成收购任务,而且质量明显提高。这种做法后来也沿袭成为油脂化工厂收购工作的主要模式。

油脂化工厂的主要产品是食用油,过去是凭票购买,供不应求。改革开放开始后,经济逐步复苏,各类产品越来越多,市场逐步向买方倾斜。推销产品又成为工厂的老大难。厂里知道刘煊苗从小在上海生活,上海话他也会讲,在这关键时刻,厂里又想到了他,派他到上海做销售,打开市场。

刘煊苗带人到大上海,回到了父辈们创业开创德泰堂的四马路,刘煊苗感觉到自己新的生命旅途开始了。这是刘煊苗第一次面对真正具有商业意义的挑战。他开始带人跑粮食局、商业局,到粮店、百货店,了解市场行情,调查消费需要,研究销售渠道。没几个月,就在大上海建立起销售网络。这个销售网络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化工厂的产品开始供不应求,当年就把全厂产品的百分之五十销往上海,奠定了在上海产品销售的扎实基础。

 刘煊苗在销售科干了不到一年,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得到了厂领导的充分肯定1979年,化工厂破格将这位进厂刚刚两年的学徒工提前正式转正,定为二级工,并且以工代干,任命为销售科长。从此,在上虞、在绍兴、在上海,这位刚满21岁的学徒工科长远近闻名。

上虞油脂化工厂是国家粮食系统的一个大厂,人员素质和整体设备在这个系统内是比较突出的,因此国家经常会有些科研项目在厂里进行。1979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粮食局、浙江大学共同确定了“棉籽饼粕去毒工艺”这个重大科研项目。这个工艺当时在国际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并作为先进技术对我们国家保密。因此这个工艺在国内还是一项空白。这个工艺解决了,可以将以往不敢使用的有毒棉籽饼去毒后,大量开发使用,创造的价值当时估算每年在上百亿元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国家十分重视,最后确定由中科院等几家单位与油脂化工厂联合研究。

油脂化工厂为此专门配备了一位科技副厂长负责科题组,这副厂长十分看重刘煊苗的才华,向厂里建议让他参加这个项目,担任生产试验车间的主任。22岁的刘煊苗,这时又从销售科长改任生产试验车间主任,参加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发。

这一时期,他作为厂里科研小组的主要成员,既要负责车间的试验工作,组织工人们进行各种生产试验,又要负责面上的科研工作。从采购各种实验设备,到组织工人生产组装机器,都十分认真严谨。

为了提高自身和工厂的科技水平,他先后请到国家粮食科研所、一些大学、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学者讲课。半年多的试验活动,使刘煊苗也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同时由于他在主持车间试验工作中注重科学性、严谨性,使工作百忙而无一乱,有效地推动了试验的进行。这个项目最后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国家重大科研成果二等奖。

庆功会上,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铁英等多位领导和专家等到场,庆祝他们为我国农产品的开发填补了一项空白,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刘煊苗也因此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主持科研项目的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刘福光教授,当场要免试收他为研究生。可惜,当时刘煊苗在厂里红遍了半边天,厂里怎么也不肯放人。厂里留下了人才,但刘煊苗却又失去了学习深造的机会。这项成果后来逐步在全国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刘煊苗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厂里上下的一致好评。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厂长十分欣赏他,说有这样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有品德的好青年,我可以放心退了。1980年1月,棉籽饼粕去毒工艺这个重大科研项目完成不久,刘煊苗被任命为副厂长,这时他刚满学徒一年多。

任职副厂长后仅一年,1982年1月,24岁的刘煊苗被任命为上虞油脂化工厂厂长,成为当时全国粮食系统大中型企业中最年轻的厂长。这时国家改革开放进入到第三年,商品经济开始运行,商品市场逐步开放,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厂里的原料生产与销售市场都出现了困境,面对突然而来的新市场环境,这个国营大厂还是面临着建厂以来所未有的挑战,厂里一度产品滞销,连给职工发工资都难以维持。

刘煊苗受命于危难之时,全厂上下渴望着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年轻厂长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走向希望。年轻的刘厂长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首先砍下了三板斧树品牌顺应市场需要,树“上XX”品牌建网络组织得力人员走出去,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形成自己的销售网络强管理打破固定收入的大锅饭实行收入与工作实绩结合的改革。

刘煊苗的三板斧砍下去,很快就取得了明显成效。工厂开始发生了变化,不仅适应了经济改革的需要,而且各方面都有了全方位的提高。上虞油脂化工厂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国家粮食部门的充分肯定,其经验在全国粮食系统中转发。

刘煊苗当了四年厂长,用他的聪明才智让工厂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度陷入低谷的亏损企业转变成为经济效益好,职工收入高,上虞人都羡慕的企业。厂里的许多老人都说,刘厂长在位时,是我们上虞化工厂最辉煌的时期。刘煊苗因此也成为上虞乃至绍兴的名人,多次评为国家、省市的先进分子,省市领导都对他很熟悉,很赏识。

 

进入官场:劳动人社局办公室主任

1984年初,国家进行机构改革,上虞市劳动局与人事局合并,成劳动人事局。在两个局合并过程中,除了局领导之外,局办公室主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事关两个局改革合并能否顺利的关键。但是在选配办公室主任时,局长们犯了愁,这是一个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能力要求十分全面的位置,合适的人很难找。后来上虞市一位主管市长推荐了刘煊苗,立即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赞同。

多年以后,在谈到这次任职转变时,刘煊庙说,“我在企业干了10年,对工厂很有感情,让我转行当公务员,开始真的有些不愿意。但作为党员,我又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对我来说,到政府机关是一个新的考验。我喜欢企业,喜欢我过去工作的工厂,但是我同样喜欢挑战,喜欢新的事物。所以性格决定我总是要面临新的挑战。

 1984年2月,刘煊苗走马上任,成为上虞市劳动人事局办公室主任。从此,他从一位企业干部正式变为国家机关干部,开始了他在国家机关的十年仕途之路。

 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兴建劳动人事局的部宿舍。筹集资金、策划方案,跑建筑工地,检查施工质量,刘煊庙亲力亲为。辛苦一年多,用最少的资金最短的时间建起了高质量的宿舍楼,解决了劳动人事局多年的老大难,受到了局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刘煊苗当办公室主任第一年,局办公室就被评为全市先进单位,他个人也被评为全市先进个人。

 

柳暗花明大学梦

“义门刘家”祖上代无不崇尚文化,注重读书。刘煊苗从小深受家族传统浸染,小学、中学一直保持成绩优异,上大学也是少年刘煊庙的梦想。可惜生不逢时,“文革”破灭他的大学。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让憧憬着大学梦。

1977年,刘煊苗已进厂上班,他开始悄悄复习功课,业余时间大多泡在书本里,为参加高考做准备。没想到临近高考,奶奶病危,奶奶从小把他带大,他毅然放弃了高考,守在奶奶身边,喂饭喂药,精心照顾奶奶,直到奶奶过世。就这样,他与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失之交臂

 1979年,作为车间主任,参加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棉籽饼粕去毒工艺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主持这个项目的全国粮食系统著名教授刘富光十分看重他,破例要收他为研究生,直接进入无锡轻工学院学习。但是市里、厂里从工作角度考虑,不愿意放人,他的大学梦再度破灭

1985年,国家举行第一次成人高考正式确立成人高考制度。时任上虞市劳动人事局办公室主任的刘煊苗,终于有了机会这一年他已经28岁了克服工作忙,时间少的矛盾,连续奋战一个月,经常通宵达旦复习功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绍兴鲁迅文理学院。

1985年9月,刘煊苗考入浙江绍兴鲁迅文理学院中文专业干部专修班,脱产学习两年。这个干部专修班,是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为加强全省第三梯队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从绍兴选拔出三百多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参加国家成人高考,最后录取了55名干部进入专修班学习。在一般人看来,这是省市领导干部的后备班,学成毕业后将来在仕途上将大有作为。

刘煊苗是55名学员中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所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以研究鲁迅为主。刘煊苗以鲁迅这个同乡前辈为榜样,学习他的著作和人品,特别是学习鲁迅那种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坚韧不拔,勇于探索,不畏艰险,追求真理,鲁迅的品格和精神,成为刘煊苗终生的榜样

 这一时期,关于改革的研讨很多。刘煊苗身在学校,关心着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变化。他学的是中文专业,但经常思考的是经济建设问题。除必修课程外,选修的都是经济方面的课程。在两年的课余时间中,他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一大批政治经济学著作,不管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的理论知识,他都加以了解学习。特别是金融、资本等方面,他很有兴趣,整天捧着金融学的书籍,同学们都说他着了迷,想当金融家。毕业论文,他就是写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运作问题》,一些专家学者看了后,感到写得很有见地,予以较高的评价。

许多年后,刘煊苗说:在绍兴鲁迅文理学院那两年,是我成人后第一次有完整的时间,学习研究完整系统的知识。现在回过头去想,从大学门里出来后,不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无论思维层次和方法论上与上大学之前都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说,上的不是一个层次。

1987年7月刘煊苗从绍兴鲁迅文理学院毕业,回到上虞市劳动人事局办公室继续当主任,工作仍干得红红火火得到了上虞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党组织把他列为第三梯队后备干部重点加以培养有意让他补上乡镇基层工作一课。

 

松下镇:党委书记领路发展

1988年1月,刘煊苗被任命为上虞市松下镇党委书记。松下镇是上虞市第二大镇,有15万人口,在整绍兴地区举足轻重。31岁的刘煊苗成为了这个大镇的掌舵人。上任后,他首先对松下镇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了解和研究。松下镇在历史上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一定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镇政府在经济发展的目标、战略和发展模式等大的方面,缺乏清晰的思路和有效的管理,镇里经济发展基本上是自发和无序的。

刘煊苗想,松下镇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和模式,任其经济自然的发展,那根本就没有发展后劲,势必会落后时代。他与镇党委一班人统一认识后,带人经过两个月的反复研究论证,针对松下镇的优势和特点,制定了“一年产值上亿,两年经济总量翻番,三年成为全国百强镇”的三年战略发展目标。同时确定了“走出去,请进来,强自身”的发展模式。

走出去,是指发挥松下镇的技术、人力等优势,走出松下,走向绍兴,走向上海,走向世界。松下镇的建筑业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建筑水平特别是中式建筑水平堪称一绝,远近闻名。但过去往往满足于在附近搞些一般建筑,没有把这种建筑能力和人才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向外部向更高的目标发展。松下镇的制伞业也是远近闻名,有一千多年的制伞历史,传统制伞工艺炉火纯青,但同样因为开发市场不够,传统的制伞工艺也没有与时俱进。这些松下的传统优势由于没有走出去,发展都受到限制。因此,走出去是使这些传统优势发扬光大的最好途径。

请进来,是利用松下镇的人脉优势招商引资。长期以来,从松下镇出去到世界各地的有十几万人,仅在香港地区就有2万人,而且大部分在经商。把这些人脉资源利用起来,让他们回到家乡,投资建厂、做生意,会对松下镇的经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强自身,是通过政府正确的引导和有效地管理,通过企业内部自身的努力,把以建筑和制伞为代表的企业发展起来,强大起来,为走出去和请进来打好坚实的基础。

松下镇经济发展的规划及战略发展目标、模式出台以后,刘煊苗又带领镇政府有关人员深入调查了解,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从这时起,松下镇的经济发展开始走向有目标、有步骤、有方法、有效益的健康发展之路。

“走出去,请进来,强自身”的战略模式制定以后,刘煊苗就开始考虑具体的实施计划。“走出去”这个战略的核心,是要把松下镇的两大优势——建筑业和制伞业推出去。建筑业在上虞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培养了大量能工巧匠,这些工匠主要集中在松下地区。长期以来,这些能工巧匠把中式建筑演绎的尽善尽美,形成了具有绍兴特色的中国南方建筑风格。松下镇在建筑业可谓卧龙藏虎。有上千家建筑公司,涉及建筑业的就业人员有三四万人。可是由于缺乏组织领导和市场开拓,一直处于零打碎敲的状况。有的在周边地区承包一些小的工程,有的在打零工,而大多数人找不到事干。

 刘煊苗感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组织、成规模地走出去,开拓市场。带领镇政府干部和建筑商组成的工作组先走出去,到绍兴、杭州、苏州上海等地摸底调查市场情况。

1988年前后,各地都在大抓教育,不少地方投资新建、扩建学校,上海在全国是个重点发展地区,教育的硬件建设刚起步不久,许多学校都需要搞建设。而建筑业正是松下镇的强项,全镇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建筑业,如果能进入上海建筑市场,不仅可以创造经济效益,而且可以让工人们在外出打工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

从上海考察回来后,刘煊苗向镇党委汇报了调研情况和自己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镇党委决定兵发上海,有组织,成规模地占领上海大中学校的建筑市场。刘煊苗带人再次来到了他祖父曾经创业、曾经辉煌,也曾经败落的大上海。这次,他要推出的是身后几万人的建筑兵团和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建筑工艺。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驱使他跑机关、跑学校,建关系,交朋友,想方设法推荐自己的建筑队伍。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煊苗引领松下镇的建筑队与二十几个大中学校签订了建筑合同。松下的建筑大军开始向上海进军,几年中,从最初的三千人,发展到三、四万人,并逐步占领了上海市教育界的建筑市场。从1988年开始,松下地区的建筑工人常年保持在上海地区三至四万人。只要提起上海市新修或扩建的学校,大家都说一定是松下人盖的。松下人在上海站稳了脚,不仅赚了钱,而且整体素质也得到了明显提高,很多人从建筑工成为建筑商,从建筑商又成为了开发商。松下镇的房地产和建筑企业也从此向高层次起步,成为绍兴地区屈指可数的建筑开发基地。

许多从这里走出的建筑商和开发商,身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生意越做越大,但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总是不能忘记当年把他们带出来的刘书记。他们说,是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们脱了贫,致了富,是刘书记带领我们走的这条路,让我们抛掉了文盲的帽子,成为了有文化、有层次的现代人。

松下镇是华侨之乡。长期以来,许多松下人因各种原因离乡背井出走海外讨生活。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有近百万松下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仅在香港地区就有两万多人。松下镇发展模式中的请进来招商引资主要是依靠这些华人。这些华人当年大多是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走海外。经过多年的努力,有的已经具有了较大的经济实力,他们也想报效家乡,回报父老乡亲。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招商引资的政策和环境还不够明朗,许多华侨有报国之心,未见报效之路。松下镇的工业和手工业,有着传统的技术,松下镇纺织业的小作坊式生产和经营已经达到一种发展顶峰,但要现代化发展和成规模发展,都急需资金和现代技术。

面对镇情现实,刘煊苗觉得只能靠政府来穿针引线,把海外资金、设备与当地传统的技术和人力资源结合起来,得到双赢的发展。组织人员建立起海外人员信息库,分以类别,根据华人的不同情况,与他们沟通,向他们宣传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宣传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宣传家乡的发展优势。邀请他们回家乡考察投资

 松下镇生产的油纸伞一直具有传统优势,但是尼龙布伞替代传统油伞是已成为伞业发展趋势。而当时台湾生产亚洲最好的尼龙布。他组织人员与松下籍的台商联系,提出合作意愿。台商在考察以后,决定投资合作办厂。由台商引进尼龙布和生产设备,当地提供技术力量和劳动力。第一批合资伞厂很快组建起来,新型伞很受市场欢迎,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从那时起,松下镇如雨后春笋一般,陆续成立起来上千家制伞公司,全国90%的尼龙自这里,而且向国外推销松下镇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伞城”。

刘煊苗还利用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华人的关系,引进优质羊毛,与上海毛纺厂联营,在松下建立起了羊毛、羊绒衣生产基地。经过几年的发展,松下所生产的羊绒衣在质量上完全超过了上海。

1988年底,松下镇各项经济指标较前一年翻了一番,进入了亿万镇的行列。两年的目标一年就达到了。同时也为松下镇以后的发展探索了路子,奠定了基础。当年年底,上虞市主要领导同志在全市的年表彰大会上,亲手为刘煊苗披红戴花,以表彰他在松下镇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

 

深圳特区:驻深办主任

1988年,深圳特区发展的十分迅猛,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上虞市主要领导同志敏锐地认识到,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榜样和方向,也是联系中国与海外的重要纽带。上虞市要实现超常发展,必须要进入这个制高点。   

1988年底,上虞市委、政府决定设立上虞市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市委政府领导认为,首先要选好办事处主任的人选。市委组织部在全市范围内,选拔出了学历、能力、水平、人品等各方面优秀的二十二名干部作为候选人。经过多次考核,最终刘煊苗脱颖而出,他以卓越的能力,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任松下镇书记时的政绩,赢得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致认可。

1989年1月,刘煊苗被正式任命为上虞市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在刘煊苗的人生轨迹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也是他人生第三次辉煌的开始。

 刘煊苗赤手空拳来到深圳,白手起家,可谓难度之大。他带着人在深圳租了几间房子,把办事处的牌子亮出来他深知,办事处的职责就是把上虞的优势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把上虞变成全国的上虞,世界的上虞。两个月的时间他和办事处的同志一起跑遍了深圳的党政机关、大中型企业和各地的办事处,不谈生意,不谈项目,只是宣传、介绍上虞,让大家认识上虞,了解上虞。慢慢的,上虞的优势产业和优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为深圳各界甚至全国和一些海外地区所认识,所接受。人们开始认识到上虞是一个可以投资,可以发展,可以收益的好地方。

办事处成立三个月,中外合资的第一家上虞服装厂签约了。随后外商、台商、港商纷纷找到了办事处,表达与上虞合作的意向。从1989年初到1993年底,刘煊庙任职办事处任主任五年间,先后促成了5个中外合资大型企业,二十多家外地和台湾、香港商人与上虞合作,成立合作集团公司,各类小公司、小企业有几百家,同时又把上虞的建筑业和制伞业推销到全世界。先后组织了五千多名上虞人到深圳打工,这些人有不少后来成为老板,在深圳开办公司,同时又返回上虞办公司。后来,上虞市领导评价刘煊苗和办事处时讲,驻深圳办事处相当于上虞市的经济发展促进器。刘煊苗当主任五年,为上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上虞市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较为动荡和复杂的阶段。1989年,“6.4”风波以及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发表“南谈话”,党的十四大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号召全党和全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以邓小平1992年南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告别官场:商海搏战初试水

刘煊苗在深圳五年,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充满信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他充满希望。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他感到,在经济建设这个主战场上,在新兴的商场中,他可能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会显示出更多的才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在他的潜意识中,恢复重建祖业德泰堂的念头还时时出现,多种想法交织在一起,他产生了辞职下海经商的想法。

1993年底,37岁的刘煊苗做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重大决定,辞去公职,下海经商。一个有美好前程的年轻处级干部,辞职下海,在当时极为少见,在上虞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种谈论,各种劝说,都向刘煊苗扑来,但刘煊苗决心已定,一定要迈出这一步。

他在深圳的五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时期,各项政策和经济改革不断出台。1984年7月20日,新中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揭开了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序幕。1984年11月18日,中国第一股上海飞乐音响股票发行。1987年9月27日,第一家证劵深圳特区证劵公司成立。

 刘煊苗打小听着家族中长辈们的故事长大,对祖上创办德泰堂的商业经历了然于胸。上大学时,他所选修的都是市场和经济学课程。良好的天赋和刻苦学习的理论功底使得他对经济发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前瞻性。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刘煊苗,从这些股票发行和股份制企业的建立中,看到国家关于股份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他敏锐地认识到,股票的发行很快将成为国家和民众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发行总额39.65万股,虽然广泛动员,而且领导带头购买,但由于大部分人不了解股票,因此只卖了20万股,其余摊派到几家国营企业,最后只完成了发行计划的79.2%。不少人买了后直后悔,当时不能上市交易,只能私下转让。刘煊苗准了这是个机会,用仅有的一万元钱收购了500股。不久,深发展分红,每股分现金10元,10送5股。刘煊苗首次金融投资收益率超过了百分之百。

商业的活力在于流通,股票也是同样道理,只有流通了,才能动起来,活起来。当时,深圳证劵公司尚在试验阶段,柜台交易只有几只股票,服务效率低,过户时间长。这就形成了以深圳XX街成都红庙子等为代表的场外交易市场。刘煊苗高价出手了持有的深发展股票不到二个月,投资一万元竟然变成了5万元。把这5万元又投资到股市,到1990年底,的资产已经上百万元。在当时社会上万元户都还不多的时候100的资产更是凤毛麟角。

1990年12月1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海证劵交易所成立。股票交易开始走向正规。刘煊苗从购买延中电真空、飞乐、兴业等“老八股”开始,真正深入到股票市场。以他非凡的经济洞察力和卓越的操盘能力,在短短的二三年间,就实现了资产500万,完成了人生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

1992年,上虞市驻深圳办事处归属浙江省驻深圳办事处序列,升为正处级单位,刘煊苗被定为正处级主任。1993年初,刘煊苗作为上虞市第一个处级干部辞职,年底,他选择进入深圳士必达国际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是由深圳最早上市的宝安、金田、物业等13家上市公司投资组建是深圳市政府改革开放的一个尝试和先行,政府全力加以引导支持。当时深圳市政府体改委主任带四个处长到公司任职。

 士必达公司组建时,由于有政府的背景,主管均由政府和上司公司派出,唯有刘煊苗是辞职下海,应聘而去。但不久,他就在众多人才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公司大量具体业务工作均由负责。

当时国际投资金融贸易在国内刚刚起步,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只能自己摸石头过河。资金问题是刘煊苗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公司成立时,13家上市公司有一些入股金,但还远远不够。刘煊庙跑银行,跑公司,找国际基金。就在这时,刘煊苗与当时担任建设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的王岐山开始交往。在和公司同事们的努力下,不久就募集到了3个亿的资金。

 当时国内股份制改造开始,在操作中有很多地方尚不够规范。不少上市公司股权分为法人股和公众股。法人股一时无法上市,而一些公司又急需要资金,想出手法人股又无法找到市场。一些个人或企业手握资金,想收购一些法人股作为战略性投资,但又苦于没有信息和渠道。

 市场需求就是商机。刘煊苗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向公司建议,组织收购上市公司法人股,而后通过拍卖的形式转让。公司很快同意了刘煊苗的建议,并指定他具体负责这项工作。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选定了一家有一定发展前景,但目前尚缺资金的上市公司,与其多次协商,最后收购了这家公司的部分法人股。

刘煊苗又到上海,找到一家比较有影响的拍卖行组织法人股拍卖,最后把5元钱一股收购的法人股卖到了15元一股,一举成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拍卖上市公司法人股,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国家股份制试点提供了帮助。

 在这以后的两年中,刘煊苗先后组织收购了十几家上市公司法人股进行拍卖。这些商业活动为公司赚得了利润,盘活了金融市场,刘煊苗也在业内的名声大振。在中国的法人股拍卖市场上,刘煊苗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个组织拍卖,第一个拍出高价;第一个拍卖价值上亿;第一个多股权拍卖。

在士必达国际投资公司了三年,刘煊苗体会了商海的甜酸苦辣,积累了一些经商经验,也看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他感到要在商海里游得更远更久,必须拥有自己的船队。自己办公司闯天下的欲望越发强烈。

1996年初,刘煊苗从士必达公司辞职。同年3月,刘煊苗与人合作建立了首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刘煊苗占股份80%,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是刘煊苗创办的第一个公司。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股市开始火爆,而且大起大落,起伏动荡,刘煊苗看准了中国股市的机遇,坚持把首联投资公司业务的重点放在股市上。他采取委托理财的方式进行融资。在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广州、绍兴六个城市设立工作室,进行股票交易。首联公司请铁道学院数学系的几个教授,研究开发了两套股票软件,这当时在国内是极为罕见的。这两套软件在六个工作室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股票交易额逐日加大,利润不断上升。许多股民都十分相信首联公司的工作室,愿意委托理财。    

 1996年是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大牛市,上海股市从年初的512点,一直冲到1250点,深圳股市从年初的900点,冲到4200点。在股市大好的形势下,刘煊苗领导的首联公司六个工作室,工作量越来越大,参与的股民越来越多,资金额也越来越高。首联公司进入股市的第一年就站住了脚,盈利超过百分之百,在股市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扼住股票涨势的咽喉。从这天起,对股市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10%限制,并实行公开信息制度。当天,泸、深两市跌幅10%。从这时到1999年5月19日行情爆发,股市跌宕起伏,有风险,有机遇。从1996年到2000年三年多时间里,首联公司在股市起伏跌宕,经历了中国股市从不规范到规范,从牛市到熊市,从熊市再到牛市的过程。这期间,刘煊苗经过考核,成为中国第一批证劵师,成为资格的金融商海弄潮儿。

 

  2000年重建德泰堂

 刘煊苗从一名工人厂长,再到人事局办公室主任乡镇书记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可谓在仕途上一路风光,而且前途光明,但在这时他突然下海经商,为许多人所不能理解。刘煊苗自己开始也没有想明白,总以为是一种意识,一种冲动,在一个行业干好了,总想换一个行当试试自己的能力。后来,他才明白,自己下海经商,是一种潜意识在起作用。这种潜意识就是重振祖业!刘煊苗从懂事开始,就常常听奶奶、父亲、伯父讲述祖父创办德泰堂的故事,开办德泰商行,发兵上海,创办文化产业,捐款抗日,回乡服务乡亲,抗美援朝捐送飞机等等,父辈创办德泰堂的经历和故事,来说,已经刻骨铭心,潜意识里也已有了重振祖业的愿景,只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中,无法想象和无法实施。改革开放的年代,诱发了刘煊苗的这种意识,而且不断得到强化。当他想明白这些事情后,他开始行动了。

 1999年,他开始筹划自己的公司。2000年2月,刘煊苗注册资金1000万元,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沿用了祖父开始创业时的名称;“永德泰”。也就是德泰堂控股有限公司的前身。永德泰总部设在深圳,主要从事金融、房地产、文化产业、期货等项目。

 如今,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重生的德泰堂,已经走过了二十年,最终形成了六大产业和五大地域板块。六大产业分别是金融投资、地产开发、文化发展、健康管理、现代农业和商业运营。五大板块分别是深圳板块江西板块、四川板块、山东板块、绍兴板块。

 百年德泰堂,事业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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